今天是《寂静的春天》作者蕾切尔·卡逊的115岁诞辰。她用一本书改变了公众和政府对化学农药的观点,也启发了无数同辈和后人,投身环保事业,努力让春天不再寂静。
卡逊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作家,也是一位热爱自然的观察者,一位严谨的科学家,一位有责任感的公民,一位充满热情与爱的长辈。她几乎在每一个身份上,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,为后人树立了榜样。
希望卡逊的故事能够激励每一个热爱自然并为之行动的人,克服眼前暂时的焦虑与无力感,做一名有担当的地球公民。
并不顺利的成长之路
1907年5月27日,蕾切尔·卡逊(Rachel Carson)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不大的家庭农场,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她的家境并不富裕,农场的房子里既没有暖气,也没有自来水。但卡逊的母亲倾心培养,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大学梦倾注在这个聪慧的小女身上。
受当时流行的教育运动的影响,卡逊的妈妈不仅教她音乐、阅读、思考,还带她在农场中“学习自然”。鸟叫、虫鸣、植物、动物……农场的森林和天地是卡逊的第一间教室。
卡逊自小喜爱写作,第一次发表文章才刚满十岁,小小年纪就得到四美元的稿费,补贴家用。卡逊后来说:“从有记忆开始,我就从未想过自己不是个作家,也从未想过会对户外和自然失去兴趣。”
内向和勤勉的卡逊,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,考入宾州女子学院的英语专业,所有人都看好她的作家生涯。
但是因为偶然的机会,卡逊内心对科学的追求被唤醒了。大二时,卡逊接触到生物课,从此她决定转到生物专业,开始学习动物、生理和解剖。这时,她才第一次见到了大海。在壮阔的海边,她感受到自然中万物相连,也感到人类的渺小与局限。这非同一般的心灵震撼,令卡逊从此与海洋结缘。她也将终生研究、书写和亲近海洋。
虽然立志成为科学家,卡逊的学术之路却并不顺利。
本科毕业后,卡逊继续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动物学博士。但在此期间,她接连遭遇大萧条和父亲去世的打击,不得不靠工资养活一家人。因为当助教的工资不够维持生计,她只能放弃学业,仅拿到硕士学位就另谋出路。
好在她找到了一份工作——为美国渔业局每周的广播节目撰写科普文案,介绍水生生物。卡逊凡事究竟,写最不起眼的生物,也是行文优美准确,因而备受赏识。
1936年,她正式加入渔业局,成为一名公务员。虽然一天只领六美元工资,这对她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因为在那个年代,这样的工作机会对女性非常难得,政府部门里的女性几乎都是以秘书文员的身份出现的。卡逊本人也仅仅是渔业局所有专业职位上出现的第二名女性。
作为渔业局的初级水生生物学家,卡逊的工作是把科学的数据改写成宣传用的小册子。例如在二战期间,为了备战备荒,小册子就向不懂吃水产的美国民众讲解大西洋里的鱼和贝类,告诉它们哪些能吃、哪些不能。就这样,她在渔业局工作了十几年。
从公务员到畅销书作家
受到同事和上司的鼓励,卡逊尝试把工作中接触的内容改写成面向公众的文章,发表在杂志上。她通常是上完班回到家,把妈妈照顾好,夜里再开始写作。有时候通宵工作,直到凌晨。
在这些文章中,卡逊没有使用她的名字Rachel,而是署名R·L·Carson。她担心女名Rachel会暴露性别,而当时的杂志如果知道作者是女性,会更难采纳她的稿件。这一段写作经历不仅为卡逊带来支撑家庭的收入,更积累了为大众讲解科学的经验。
1941年,她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原创书籍《海风之下》。这本书通过三趾鹬、鲭鱼和美洲鳗三个物种在一年中迁徙的足迹,讲述神奇海洋生物的故事。故事虽然精彩,可惜上架仅仅几周之后,珍珠港被袭,二战爆发,公众的注意力全面转向战争,这本书只卖了2000册就无法再销。
蛰伏十年,卡逊的写作生涯终于出现了转机。1951年,她的第二本书《环绕我们的海洋》刚一出版就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的畅销书榜,停留长达32周。在公众的追捧下,旧作《海风之下》也重新出版。卡逊的写作才华终于得到了读者的认可。
卡逊的书之所以如此畅销,首先是因为她诗意的语言。卡逊的文笔在科普界无人能出其右。《环绕我们的海洋》一书中笔下的海浪形成、风暴系统、海洋气候,都是人们之前闻所未闻的。
其次是她融会贯通的改写能力。在渔业局的岗位上,卡逊尽管没有很多机会做原创性研究,却经常研习他人的研究。却经常改写别人的研究。她最擅长通过阅读各种各样的科学论文,或访谈科学家,在忠实于原意的基础上,把它们转述改写,串在故事之中,让公众看懂。
换句话说,卡逊的书就是她那个时代的BBC自然纪录片,既有观赏性,又有科学性,只不过用优美的文字代替了画面。这样的书怎能不受欢迎?
●1952年,卡逊(右)和野生动物艺术家鲍勃·海因斯(左)在大西洋岸边做研究。这一年,她辞去了工作。图源: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
两本畅销书的稿酬,让卡逊第一次实现了“财务自由”,终于可以从联邦政府辞职,还在缅因州的海边建起一座度假小屋。同时,40多岁的卡逊也终于能够自由地选择写作题材。完美主义的她先是花四年时间完成了第三部作品《海的边缘》,期间她和母亲从南到北,仔细考察了大西洋的海岸。
之后的1957年,卡逊的目光转向DDT等农药的危害问题。对她来说,这将是更艰巨的任务。
●卡逊在在缅因州的Southport岛上搭建的夏季度假屋。卡逊每年都会在这里度过夏天,直到1964年去世。这里非常宁静,可以既亲近自然,又能让卡逊避开无处不在的粉丝,专心创作。
DDT的真相
和今天的观点不同,20世纪上半叶的人们普遍并不认为像DDT这样的农药对人体有什么危害。
因为强大的杀虫能力和低廉的制造成本,DDT最初被视为现代科学的伟大发明。二战期间,DDT被用于消灭害虫宿主,避免军队中传染病的流行。当时有种说法,太平洋战争的结束靠的是两种代表现代科学的武器:原子弹和虫子弹。虫子弹指的就是DDT。1944年,《时代》杂志还将DDT评为二战期间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
●二战时喷洒DDT的士兵。疫情让中国人知道了消毒水不能直接往身上喷,何况毒性更高的杀虫剂。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直接喷洒DDT有什么问题。
战后的美国,杀虫剂种类飙升,普通消费者可以选择将近6000种杀虫剂产品,市场上出现了含有DDT的墙纸、厨房贴面和油漆。有些家庭为了让来做客的朋友不被蚊虫叮咬,还会在自家草坪上一边割草一边喷洒DDT。
按照今天的认知,这些做法无异于在自己家里投毒。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。一提到危害,杀虫剂的厂家就放出二战时士兵涂满DDT粉末的照片,证明DDT无毒的神话。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急性毒性,认为如果短时间人体没有反应,就不会损害健康。
其实早在DDT投入使用后不久,生物学家已经注意到DDT导致鸟类、鱼类死亡的现象,并在学术论文中发表相关的研究观察。但这些论文并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,被误导的公众认为,DDT除了杀死虫子没有任何伤害,可以被广泛使用。
生物和化学技术让人类头脑发热,自以为可以通过农药灭杀害虫的整个种群,完全无视潜在的环境和健康风险。
1957年,美国农业部使用DDT等杀虫剂,试图灭杀南方8000多平方公里内的火蚂蚁。项目的执行者信心满满地认为,杀虫剂可以彻底消灭这些害虫。然而所到之处杀灭的不只火蚂蚁——草原云雀、犰狳、负鼠的尸体遍地,发出恶臭。当巨量资金来支持这样的灭杀项目和相关研究时,负面的影响却鲜为人知。
“毒药书”
其实早在40年代,卡逊就已经从专业途径接触到DDT等农药的危害问题。1944年,卡逊曾写信给《读者文摘》杂志,提议写一篇文章,讨论DDT对野生动物的伤害。
卡逊想提醒公众:要小心,即使看起来伟大的发明,也要斟酌用法与用量。但杂志拒绝了她,因为作为杂志广告商的婴儿食品公司不同意发表。他们认为,文章中的观点会让妈妈们担心食品的安全性,不再购买他们的产品。卡逊也仍然在公务员和写作生涯的拉扯中,这次尝试只能作罢。
到五十年代中期,公众逐渐认识到化学药剂的危害,各地出现了反对农药的呼声。与此同时,卡逊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,人类无边际地使用化学技术,真的会毁灭自然。是时候写一本书,让公众全面认识农药了。
●1959年感恩节前夕,美国爆发“蔓越莓恐慌”。因为一些蔓越莓作物被微量的除草剂氨基三唑污染,短时间内超过一半的消费者为了安全选择不再购买蔓越莓。
但这本书的困难却远大于卡逊曾经写过的任何一本书。因为写作过程太艰难,《寂静的春天》的编辑称这本书为“毒药书”。
农药问题涉及工业界的利益,如何应付农药企业的压力?卡逊的作品过去也很少书写如此残酷的事实,这次要如何用美好的语言描写自然,又同时说出自然正在死去的真相?
卡逊曾经想过找别人来执笔,但《纽约客》的编辑和知名作家E.B.怀特反复鼓励她。斟酌再三,她最终决定自己来写。因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,是她早已熟知的故事。她对朋友说:“如果保持沉默,我将难以心安。”
1958年,卡逊开始动笔。第一步是阅读大量报告和论文。当时很多关于农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,不能完全得出结论。卡逊也深知科学家在此问题上意见不一,采访谁和如何问,会得到不同的结果。因此她在调查与写作时格外严谨,要保证每一个细节都无懈可击。她大量引用文献,采访科学家,光是附录中的文献列表与访谈记录表就长达55页。
在写作的过程中,她秘密地躲在家里和度假屋里,很少对外人提起写书这件事。她知道,如果这个消息散播出去,她将受到农药公司的压力和攻击。历时四年时间,卡逊终于写完了这本书。
出版
1962年9月,《寂静的春天》出版。起初,大多数媒体都不愿意触碰这一敏感的话题,只有《纽约客》杂志愿意宣传并连载这本书。
不出所料,不管是杂志,还是卡逊个人都受到来自农药公司的巨大压力。甚至在出版之前攻击就开始了。代表农化公司利益的全美农业化学协会花费25万美元在报纸和电视上攻击这本书。
即便如此,书中的内容仍然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,卡逊也频频收到演讲与采访的邀约。但日渐恶化的身体却让她无法再出席过多的公众活动了。在写作《寂静的春天》期间,卡逊被诊断为乳腺癌,做了乳房切除手术。
●1963年的夏天,卡逊头戴假发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。她始终不愿向公众透露自己的病情,她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因为接触污染物而患病,才带有私人恩怨地写书报复农化公司。
1963年4月3日,卡逊接受了唯一一次电视采访。尽管卡逊天性害羞,不喜欢抛头露面,但她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,直至今天仍然振聋发聩,发人深省:
“应对害虫不能使用蛮力,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,需要精准、科学地仔细尝试。”
“人本是自然的一部分。对自然宣战,就是对人类自己宣战。我们前所未有的挑战是:人类社会要证明自己的成熟和驾驭能力,不是靠掌控自然,而是靠掌控自己。”
●卡逊在家中接受唯一一次电视采访。当时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。主持人也感受到她的精力非常差,请求制片人说:“请快一些!她的时间不多了!”
DDT的主要制造商孟山都公司曾诋毁卡逊,说她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,只拿到硕士学位,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。他们的潜台词是:男性主导的科学世界,竟然被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女性质疑,根本不值一驳。
而通过电视节目,公众得以了解卡逊的真实形象——一位理性的、智慧、优雅的女科学家和作家。
惊奇之心
1964年,卡逊去世。
在给朋友的信里,她坦诚地说,她最想写的其实不是《寂静的春天》这本”毒药书”,而是一本”惊奇之书”。她说,如果能写完这本书,对她来说就像在天堂中一样美好。这本没有写完的书,在她去世之后的1965年出版,名为《惊奇之心》。
在卡逊写作《惊奇之心》的过程中,她领养的男孩罗杰带给她许多灵感。1957年,卡逊的外甥女因肺炎突然去世,留下儿子罗杰。已年近半百的卡逊收留并养育了这个孩子。卡逊带罗杰在度假屋的海边一起观察自然,就像小时候母亲领着她在农场的天地中游历一样。卡逊说,她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遇到一个好心的仙女,拥有对自然的惊奇之心,终生不灭。
如果说她在写《寂静的春天》时,怀有对于人类黑暗面的反抗之心,那么卡逊相信,人类只有像孩子一样,重新发现对自然的惊奇之心,才能够真正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。她在《惊奇之心》的结尾写道:
“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普通民众,那些生活于地球之美和神秘之中的人,永远不会孤单或对生活感到厌倦,无论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或忧虑,他们总能找到途径获得内心满足,重新振奋起生活的激情。”
希望卡逊一生的故事,能为实践生态农业的农友,为从事环境工作的朋友,为所有对自然心存敬意和惊喜的人带来一份力量。在对抗环境问题,每天必须面对种种恶劣又看似无解的状况时,希望我们都保持一颗“惊奇之心”。就像卡逊一样,它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持续一生的动力。
因为我们身上的所有,都来自脚下这片土地